契约文书发现与专题研究

徽州契约文书是随着徽州文献古籍的外销而流出来的。在历史上，徽州人文荟萃。有"东南邹鲁"之称。留有大量文献古籍，这一方面是因为徽州在明清两代是刻书和印刷业发达的地区，曾刻印过大量古籍，另一方面徽商"贾而好儒"，其中不少人是科举失意转而经商的，他们把科举仕途的希望寄托在子侄们身上。所以，他们常在外地购买古籍运回家乡，供在家的子侄们学习，有的建有家族图书馆和藏书楼。因此，徽州又是全国文献古籍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民国时期，上海、杭州的书商和文人就经常到徽州来购买古籍。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屯溪以贩卖古籍为生的小贩就有一百多人，在屯溪老大桥一带形成热闹非凡的古书市场。建国初期，有些人把古旧书籍当成封建糟粕，大量变卖焚毁。1953年，屯溪和歙县两地的私营土特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竟达3万多斤。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比较珍贵的古籍800多斤。1956年10月，屯溪古籍书店开业，仅头4个月就收购古籍7万多册。其中有明成化刊本《沧海遗珠》、嘉靖刊本《新安名族志》、万历刊本《三关图说》，以及清代禁书全毁本明版李卓吾的《初沄集》等珍本1千多册。北京中国书店、上海旧书店一次就选购去6700多册。当时从徽州民间收购、销售的契约文书的方式，据原屯溪古籍书店的负责人余庭光回忆，古籍书店对收购来的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如把从宋到清各代都有的赤契编作一套，可以卖较高价格。又将那种打手印的卖身契检选出来，以较高价格出售。其他契约，则明代官契五角一张，若草契、官印契（即官版契纸）和契尾，所谓"三红原契"齐全，可卖到一元五角或两元五角。为了向外地推销古籍和契纸，古籍书店分别编有《古籍目录》和《契约目录》，寄往全国各地。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徽州发现宋元时代的契约》，契约文书开始受到学术研究机构的特点重视，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市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师范大学，还有新疆、兰州、西安、成都和重庆的一些大学都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北京中国书店购藏了大量有价值的徽州契约文书。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发现并被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购藏的徽州契约文书约共有10万余件。 

屯溪古籍书店后来的经营范围扩大，不限于古籍和契约文书，于是1961年12月在古籍书店的基础上成立徽州地区文物商店，1963年成立徽州地区博物馆筹备处，与文物商店合署办公，1978年正式成立徽州地区博物馆，1988年改称黄山市博物馆。黄山市博物馆从文物商店移交的契约文书登记为28013件（册），其实据我所知 ，建馆后还陆续征集了一些契约文书并没有登记造册，其中有整本的田土号簿、户帖和鱼鳞图册，据我的估计，黄山市博物馆的契约文书总计约在3万件（册）左右。

50年代和60年代媒体对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作过一些报道。余庭光1957年在《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上发表《徽州发现了宋元以来的契约》，1958年，余光庭又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发表了《歙县发现明代鱼鳞图册》、《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贵资料》两文，将徽州契约文书的收集情况进一步向外界作了报道。此后，有关徽州契约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1959年，王咨臣在《文物》1959年第11期上，发表了《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许多图书资料》一文，对婺源县契约文书的发现作了报道。1961年，《文物》第1期又报道了《安徽省博物馆征购到两张万历年间卖身契》消息。一些学者也开始利用徽州契约文书从事学术研究，傅衣凌在1960年《文物》第2期上发表《明代徽州庄仆文约--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研究》，苏诚鉴在1963年2月9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从一批租佃契约看鸦片战争前徽州地区封建地租剥削》。两文分别从庄仆制和地租剥削层面考察了徽州明清时期农村阶级形态。

这一阶段，徽州文化专题研究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拓展。对原有徽商、徽派版画、新安画派专题研究的表现在：

一是徽商研究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1956年傅衣凌将其发表的有关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的论文集结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一书，《明代徽商考》被收入该书。1957年，曹觉生以回忆录的方式，发表《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商帮》一文 ，傅衣凌在1958年第2期《安徽史学通讯》上，发表《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对徽商中的婺源商人进行了爬梳与钩沉。同年，陈学文以陈野的笔名撰写了《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5期的《安徽史学通讯》。关于徽商的研究，这一时期还有秦佩珩的《徽商考略》、 杨德泉的的《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 等。日本学者藤井宏于五十年代初发表了徽商研究长篇巨作《新安商人研究》，这是海外学者徽商研究的拓荒之作。作为藤井宏的后继者，重田德于1967年完成了《清代徽州商人的一个侧面》论文，生动地描写了清代后期徽商的活动。 

二是徽派版画研究非常活跃。马彬在1957年1月9日《安徽日报》上发表《徽派版画》一文，对徽派版画进行介绍。戎克在《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4期上发表《徽派版画中复制西洋作品问题》，对《程氏墨苑》中翻刻的四幅西洋宗教版画"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捨空虚"、"滛色秽气，自速天火"、"天主像"进行研究。张秀民则在《明代徽州板画黄姓刻工考略》 一文中，对明代歙县虬村黄氏刻工精于版画雕刻，有世系字号的31人，进行了考证。王重民的《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认为，用套版印刷彩色的图书和图画起源于徽州，是我国在全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二次大贡献。智龛《十竹斋主胡正言》一文则对胡正言创制"饾版"和"拱花"技法，从事彩色版画印刷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尹润生也在1962年11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对两部墨谱的艺术成就进行介绍。蒋元卿《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也用大量的篇幅谈到徽派版画的成就，同时这篇文章也是最早对徽州刻书进行研究的文章。陆凤台《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 重点也谈到了徽派版画。

三是新安画派研究又出了一批新的成果。郑秉珊1958年在《安徽史学通讯》第4期上发表《安徽画家概述》，重点介绍了新安画派家的情况。汪世清、汪聪重点研究新安画派代表人物渐江，出版了渐江的资料汇编--《渐江资料集》 ，对渐江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野山发表有《程邃及其画法》 ，对程邃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进行了论述。这一阶段还开始了对徽派建筑和徽剧的专题研究，成果显著。

徽州是明清占建筑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1953年，著名建筑史研究专家刘敦桢发表了《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 ，对歙县西溪南乡古建筑进行了考察。后来张仲一等又出版了《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年版)专著。这一阶段研究徽派建筑的著述还有殷涤非的《皖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 ，胡悦谦的《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等。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不仅继承了徽剧的声腔，而且从剧本、脸谱到舞台表演艺术，乃至伴奏音乐，都秉承了徽剧的传统。因此，有人说"徽剧乃京剧之母"。1956年8月12日，程宽在《安徽日报》上发表《古老的剧种--徽戏》，开始对徽剧进行介绍。1958年，洪非在《安徽史学通讯》第4期上发表《谈青阳腔与徽剧的源流》，论述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在同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赵景深《安徽曲家考略》，其中涉及不少徽州曲家的情况。刘静源在1959年第3期《戏剧报》发表《从徽剧的演变谈到徽剧的新生》，讨论了徽剧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提出徽剧的创新问题。之后，周思木在1960年第5期《虚与实》上发表《徽戏今昔》，均宁在1961年7月16日《安徽日报》上发表《说"徽调"》，对徽剧特色和徽剧创新的探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一阶段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徽剧的抢救和发展，1951年休宁县成立了"群乐徽剧团"。1956年合肥成立了"安徽省徽剧团"，从徽州聘请老艺人任教，培养年轻演员，挖掘、整理剧目。1959年，徽剧进京演出《水淹七军》、《淤泥河》等剧，获得好评。1961年又成立徽州地区徽剧团，使传统徽剧在其发祥地得到很好的保留。

徽州文房四宝的研究也引起大家的兴趣。1951年，宁千在3月22日的《大公报》发表《湖笔徽墨》一文，介绍徽墨。1957年，蒋元卿在《史学工作通讯》第3期上发表《略谈"徽墨"的发展》，概述徽墨发展史。1958年，周玄在《安徽史学通讯》第4期上发表《曹素功制墨考》，对制墨名家曹素功的制墨活动进行了考证。张子高则对另一制墨名家程一卿和他所制的墨进行了研究。 鲍幼文的《徽州的"文房四宝"》 对徽州唐代以来墨、砚、纸、笔的生产制作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这一阶段的人物研究涉及戴震、王茂荫的文章较多。研究戴震哲学思想，是戴震研究的重点，主要论文有雅布·拉杜里札图洛夫斯基《戴震--中国著名的启蒙派学者》 、周辅成《戴震的哲学》 、亦冰《世界哲学史中的戴震》 、冒怀辛《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11等。对王茂荫研究主要是围绕他的货币思想展开，主要论文有叶世昌《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12、高鸿志《王茂荫和他发行钞币计划》○13、巫宝三《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等。○14其他涉及到的徽州历史人物还有汪蔚云《试论金声、江天一的抗清斗争》○15，张煦候《程瑶田的训诂学》○16、宋大仁《汪石山像传》○17、予锋《汪廷讷应该编入〈安徽历代文学家小传〉》○18、梁恒心《郑复光的放字镜》○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