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历史文化四大发现，稍有一些文史知识的人都能够说出是殷墟甲骨、秦汉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可谈起第五大发现，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众多的学者开始把３０多万件徽州文书的发现，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提起徽州文书的发现，就要提到余庭光；提起余庭光，就要提到屯溪古籍书店；提到屯溪古籍书店，就要提到郑振铎。
　　那我们还是从郑振铎开始说起——
　　
　　郑振铎的一番话，使屯溪古籍书店与徽州文书发现结下了不解之缘
　　
　　公元１９５６年４月的某一天，对郑振铎来说，可能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可对徽州文书的发现来说，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这时候的郑振铎，刚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不久。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担任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现在虽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但仍然分管文物工作，对各地的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仍然十分关心。
　　这天下班以后，郑振铎的家中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韩世保，是郑振铎的老熟人。韩世保是一个书贩，他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间旧书店，专门收购经营古籍，郑振铎就曾从他那里淘了不少旧书。前一段时间郑振铎向韩世保打过招呼，让他注意徽州版画的古书，收到了这方面的古籍，首先给他送过来。
　　韩世保这次带来的就是有关徽州版画的古书。翻着韩世保带来的古书，郑振铎爱不释手。他问韩世保，这些古籍是从哪里收上来的？
　　韩世保介绍说，这两年，在安徽徽州地区“土改”中，抄家抄出了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流散和破坏很厉害，许多被用来烧火、做鞭炮、造纸、包东西，有的村庄将这些古籍烧毁，三天三夜都没有烧完。书贩子都抢着到徽州去收购，仅屯溪当地的书贩子就有１００多人，这次他到徽州就收了不少古籍。
　　听完韩世保的介绍，郑振铎着急起来。他知道，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山区，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自古险阻天成，兵革少到，素有“文献之帮”、“文物之海”的美誉。这个地方历史上十分重视教育，出了不少政治闻人、经济巨富和文化达客，再加上徽州刻书业发达，流存在徽州民间的古籍十分丰富。从清末民初开始，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书商就纷纷到徽州收购古籍，流传出不少古版珍籍。这次“土改”抄出的古籍，数量一定不会少，怎么就没有人重视呢？不行，得想办法，一定不能再让这些古籍流散受损。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个全国各省主要负责人都参加的重要会议。郑振铎专程找到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对安徽的文化教育事业一直十分重视，听完郑振铎关于徽州发现的古籍遭受严重破坏的一番话后，他也着急了，当即表态，回省后马上过问此事。
　　现在已不知道曾希圣回安徽后是如何过问此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事隔不久，安徽相关部门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合肥、芜湖、屯溪、安庆四地成立了古籍书店，专门负责收集管理这四地发现的古籍。
　　屯溪古籍书店在１９５６年９月正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屯溪老街三马路。当时，在屯溪市新华书店工作的余庭光只有２７岁，年轻能干，多才多艺，他被任命为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一上任，余庭光就把章馨吾、王多吾、汪洋招入麾下，屯溪古籍书店最初就这４个人。当时的屯溪市委书记叫张锡，在他的支持下，市政府给古籍书店拨出了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收购古籍。
　　１９５７年初，屯溪古籍书店开始大规模收购。他们一边设门市收购书贩手中的古籍，一边到徽州各地上门收购。就在到各地收购古籍的过程中，余庭光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
　　
　　余庭光的一次偶然发现，揭开了徽州文书发现的序幕
　　
　　那是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５日，余庭光像往常一样，带上一些钱，背上一个麻袋，坐车赶往祁门。
　　昨天，有人捎来口信，在祁门县供销社收来的废纸中，发现了一些古籍，供销社的主任让余庭光去看看，有没有值钱的，收一些上来。
　　赶到祁门，已是中午饭时分。余庭光顾不上吃饭，就来到县供销社。在废品仓库里，余庭光发现了堆如小山一样的契纸，这都是“土改”后祁门县供销社从各地用８分钱一斤的价格收上来的“废纸”。由于契纸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地主的“变天账”，是封建糟粕，最初余庭光也未在意。他在这堆“废纸”中翻着旧书，突然发现了一份宋代的契纸，再翻下去陆续发现了３０多份宋契，这引起了他的重视。
　　余庭光知道，宋版书是稀世珍品，当时已十分难得。这么多宋代契纸，想必也十分珍贵吧。于是，余庭光决定冒险全部买下这批契纸。他不动声色，找到了供销社主任，通过讨价还价，以１毛钱一斤的价格全部购得这批契纸。他请附近的村民用麻袋装契纸，让人拼命塞得满满的，整整往屯溪拉回了一大卡车契纸。
　　收购祁门契纸以后，屯溪古籍书店对这批文书进行了整理。当时整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外卖出好价钱。他们将宋朝到清代的赤契编成一套，将盖有整只手掌五个红指印的卖身契挑出来单独出售。屯溪古籍书店曾整理过一册文书，共有５００多件，从明代洪武朝开始，一直到清代宣统三年，每一朝代每一年的契纸都有，像这样的契纸汇集就标高价出售。
　　屯溪古籍书店对文书一边整理一边定价。宋代契约５０元一件，元代契约４０元一件。与古籍一起分期编出目录，寄往全国各大收藏单位。在收集文书之前，出售古籍已有一段时间了。文书是否能卖出去，他们也没有把握。为此，他们在《人民日报》、《文物参考资料》等报刊上发布消息，作了一些宣传工作。
　　随着消息的外传，向屯溪古籍书店求购文书的信件日益增多。余庭光与同事们一边将文书打包交公路货运站外运，一边在徽州各地抓紧收购文书。他们到一些土纸坊、废品收购站、造伞厂、鞭炮厂，检查他们收购的废纸，选出需要的，以稍高的价格购进。书贩们也在古籍日见稀少的情况下，把收购重点放到文书上。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间，屯溪古籍书店多次整卡车地向外运售文书。往外寄文书都是用容积很大的木箱装满，一箱箱地往外寄。仅出售所得每年就上交屯溪市财政８０万元人民币。
　　除自行发售外，屯溪古籍书店还以各大城市的书店为基础，在外地建立了销售网点，委托这些销售网点向外代售。其中以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售出的文书最多，武汉古籍书店、合肥古籍书店、杭州古籍书店也售出了不少。由于屯溪古籍书店几乎与内陆各大省城的书店都有联系，因此，几乎每一内陆省份的有影响的图书馆、大学、科研机构都对徽州文书有所收购。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卖出的徽州文书达十几万件。
　　到１９６１年，屯溪古籍书店被撤销，成立徽州专区文物商店，接替屯溪古籍书店的工作。这一时期，歙县新华书店、休宁县新华书店等也参加进来，他们将收购的文书上缴专区文物商店，有时也自行对外发卖。一些书贩，也嫌书店收购价格低，绕开各书店，直接寄给北京中国书店等向外代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是徽州文书的收购大户。
　　
　　严中平的一封信，使档案部门也参与了徽州文书的征集
　　
　　徽州地区各大书店大批收售徽州文书，造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他们人为地将有关联的文书拆散，卖到各个单位，破坏了原有文书的完整性，造成这些文书残缺不全。这在当时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和担忧。一些学者纷纷呼吁抓紧抢救徽州文书。严中平，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史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购了徽州的一批契约、账簿。通过对这批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所整理出了１７００年至１９３７年２００多年间的物价、银价统计。在研究过程中，严中平与同事们感觉这批文书十分有价值，但是，常常残缺不够完整，整理起来很困难。他们认为：“这批档案文书是国家难得的财产，应保持其完整性，成为皖南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史资料的一个专藏。”于是，在１９６２年２月６日，严中平向中央档案馆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档案馆“派人了解情况，扩大收集范围，将徽州发现的档案文书全部接收保管。”
　　中央档案馆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经过研究，国家档案局下发了档局办（６２）１５号通知，并将严中平的信函全文转发。通知中认为，严中平同志所提建议，值得引起重视。请安徽省档案局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收集与收购。
　　安徽省档案局收到国家档案局来文后，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有关部门在１９６２年４月１４日将文件批转省文化局，要求省文化局“会同省档案局对这项工作研究一个意见”。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７日，安徽省档案局、文化局研究后，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收集历史文物、档案资料意见的报告》，建议由省文化局、档案局、省历史研究所、文史馆抽人组成收集办公室，与省博物馆、省新华书店共同开展征集工作。报告经批准后实施。１９６２年５月，工作组进驻徽州地区，只用了３个多月，安徽省档案局就收集明清档案８０卷、２４８４件，民国档案２０麻袋，资料２６４９册。
　　据当时参加征集工作的研究馆员石谷风介绍，他们到徽州征集算是比较晚的，但即使比较晚，每到一户地主富农家，打开橱柜，还是看到里面一叠叠的契纸账簿，摆得整整齐齐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的，还有一些是宋代和元代的。到一些废品收购站，看到的也有许多是契纸和账簿，他们一般都少量加一些钱，把发现的东西收上来。还有一位参加过征集的老同志说，他有一次到一个小造纸厂，这些小造纸厂一般都收购文书打浆重新造纸，他一进厂就有人告诉他，造纸厂刚刚将一批文书打纸浆，他一听急得不得了，连忙下到打纸浆的水池边，在水池边他发现了一捆还没有来得及打纸浆的契纸，交了少量钱后，他就将这捆契纸带了回来，一清点，这捆契纸是明代的，有５０多张。
　　除安徽省档案局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也参加了徽州文书的收集工作。他们通过北京中国书店购买了一批徽州文书。１９７０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将这批文书移交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笔者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利用部见过当年的移交清单和目录，有明代文书１７卷，清代文书２１９卷，共约１５００多件。这批文书最早的为洪武四年，另有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的。其中明代宣德年间的诉讼文状，十分有价值。
　　
　　徽州文书的发现没有结束，留给人们的思考也没有止境
　　
　　历史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经历过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沉寂十几年的徽州文书又开始不断被发现。
　　１９８２年，在休宁县渭桥谢家发现了一批康熙年间徽商会票，在金融界、学术界引起轰动。
　　１９８４年，在休宁县海阳镇，人们发现了４０００多卷鱼鳞册。这批鱼鳞册，被誉为“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历史标本”。
　　１９８４年，在歙县南乡坑口镇芳坑村江家，发现３０００多件茶商档案。这是在徽州首次成批发现的有关一户茶商几代人的经营档案。
　　１９９４年，在歙县档案馆发现一批清代徽商书信，被学者誉为“徽商走向衰落的历史见证”。
　　１９９７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９２６通明代徽人信札，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２０００年，在休宁县海阳中学发现一批清代徽州契约、信札，这是在徽州发现的首批系统的天主教方面的原始文书。
　　２００１年，黄山市档案馆在婺源、祁门、歙县的三个村庄里，一次性发现和征集徽州文书３０００多件。
　　２００１年，在祁门县彭龙乡环砂村发现１１００多件明清文书，这是徽州发现的关于一个村庄的比较完整的系统档案。
　　另外，在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收藏部以及日本、法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发现了徽州文书。
　　如果看一看以下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字，你会感到十分震惊。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收购徽州文书１万多件。
　　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安徽大学刘伯山副研究员收购徽州文书１．１万多件，后捐献给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黄山学院收购徽州文书３万多件。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祁门县博物馆收购徽州文书１万多件。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１年，刘伯山又收购徽州文书１．５万多件。
　　面对如此众多的发现，人们纷纷感叹：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风雨，徽州文书至今仍然层出不穷，这在全国绝无仅有。这种现象所昭示的一些问题，应引起重视。
　　在人们的心目中，徽州一直是充满诱惑的地方。在古代，这里有汤显祖的“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汤显祖感叹的，是这里的“金银气”。在近代，这里又有陶行知的“新安大好河山”的感叹。陶行知感叹的，是这里的“大好河山”。今天，人们纷纷感叹“新安文献甲天下”，使得“新安文献”与徽州的“金银气”、“大好河山”相提并论。留存至今的浩瀚的档案文书，使今天的徽州大地变得更加充满诱惑。
　　“金银气”、“大好河山”，这是徽州赋予历史的。而徽州文书，则是历史留给徽州的，是历史与当今相联系的一种纽带。
　　有人说，徽州文书能够长久留存，说明人的文化素质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为徽州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有“东南邹鲁”之说；有人说，徽州文书能够长久留存，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为徽州地处偏僻，有“保界山谷”的地理环境；还有人说，徽州文书能够长久留存，说明社会稳定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为徽州战乱很少，有“世外桃源”之誉。
　　不管是什么原因，徽州文书能够向人们昭示的，是文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它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重要的、是深远的。可以说，徽州文书的发现远没有结束，它留给人们的思考，也远没有止境！